怎么读这本大部头《资治通鉴》-知世界

《资治通鉴》是很多政治家、文人非常爱读的一部大部头，也是毛主席百读不厌的一部历史巨著。

很多人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、战争、吏治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汲取历史教训。毛主席爱读这部大部头，关于毛主席与《资治通鉴》的情缘，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一生读过十七遍《资治通鉴》。也有很多人也誓要把《资治通鉴》读完一遍，并精挑细选上乘版本，如胡三省注释版、文白对照版、柏杨白话版，等等，甚至还有个别人逼着自己非读文言文版、繁体竖排版不可，好像非如此不能开卷。

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想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可以先来读一读这篇文章。

一、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撰

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里面记载过司马光两个童年故事，除了妇孺皆知的“司马光砸缸”之外，还有一个不太受人注意的故事。然而正是这个不为一般人重视的童年故事，和司马光的终身成就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。司马光六岁就学，七岁开始就迷恋上了《左传》这部书，“自是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”（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）。司马光编撰《资治通鉴》，与幼年嗜读《左传》，应该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这从《资治通鉴》的体裁选择和时代断限上，都能得到佐证。首先，在体裁上，《资治通鉴》选择的是和《左传》一致的编年体；其次，在断限上，《资治通鉴》始于“三家分晋”，是接着《左传》往下写的。司马光根据书中的纪年标识，在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中说，这部书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（《资治通鉴》结束于公元959年，陈桥兵变的前一年）。后人一般也沿用这一说法。事实上，从叙事角度看，《资治通鉴》涵盖的历史跨度，并不止1362年，而应超过了1400年。

司马光很早就开始着手这部书的编撰。最初编成了《历年图》五卷，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止于宋朝建立前，是1362年间历朝大事记，提纲挈领。于治平元年（1064）进呈给宋英宗。很多学者把这份《历年图》看作司马光创作《资治通鉴》的提纲。

之后不久，这项庞大的编年史写作计划，完成了前八卷内容，司马光将之命名为《通志》，于治平三年（1066）进呈给宋英宗，内容包括从三家分晋到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207年）。宋英宗在看了之后，决定将司马光编修史籍的工作转变为官方行为，由政府出资募员，司马光领衔，来完成一部讲述“历代君臣事迹”的史书。经司马光和宋英宗沟通后，决定将这项工作放在编撰《通志》的原计划基础上进行。这是这部编年体通史成为官修书之始。很多文献都说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撰，前后历经19年（完成于宋神宗元丰七年，即1084年），就是把治平三年（1066）作为编修的起始年来算的。这个算法其实也不确切。如前所述，这一年只能算这部书成为官修书的开端，事实上司马光的准备工作和早期编写工作，早就开始了。

在得到宋英宗的支持之后，司马光开始挑选助手，强化编修程序。司马光将编修程序分为三步。第一步是将所有史料按年月汇集，称作“丛目”；第二步是在“丛目”基础上，将无益于治道的内容予以删削，也要对一事多说者进行辨析、提炼，称之为“长编”；第三步是在“长编”基础上删定成书。三位助手完成前两步工作，最终司马光亲自笔削定稿。

治平四年（1067）春，司马光完成了第一批定稿。这时候宋英宗已经去世了。所以这第一批定稿进呈给了继任的宋神宗，并由司马光在经筵中为宋神宗讲解相关内容。宋神宗为这部书写了篇序言（由当时的翰林学士王珪代笔），并正式将该书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，取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之意。

二、《资治通鉴》的读本

《资治通鉴》最终于宋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）校订完毕，并于杭州镂版刊行。同一年，司马光去世。宋哲宗亲政以后，一反司马光与太皇太后高氏领导的元祐政治，立志绍述乃父熙丰新法。反王安石阵营，以及与司马光政治意见接近的朝野人士受到打击。宋徽宗时，定下“元祐党籍”并刻碑。司马光被目为元祐党领袖，《资治通鉴》也差点遭毁版之厄运。幸赖刻版前缀有当初宋神宗所赐的“御制序”，这部伟大的著作才得以保存下来。

1086年镂版于杭州的这个最初版本，已久不见于人间。我们今天能看到的，比较早、比较流行、质量也比较高的本子，是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（1132-1133）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，完成于当时的余姚。民国时代“四部丛刊”和近年“中华再造善本”影印的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以这个本子为主的。

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，《资治通鉴》的最佳读本，当然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，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整理本。这次整理，选择了清代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三省音注本《资治通鉴》作为底本。选择这个底本最大的好处是，读者在读到《资治通鉴》原文外，还能读到胡三省的注释。胡三省的注释，是古人研究《资治通鉴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。

此外，中华书局的整理本还将当初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编集的《资治通鉴考异》逐条散布在相关历史事件下。《资治通鉴》是编年体，每个历史事件只能在某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上出现一次。它不像《史记》这样的纪传体史书，同一件事，比如“鸿门宴”，可以在项羽、刘邦的本纪或张良、樊哙的传记中多次出现，每次出现都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，甚至可以有不同的说法。简单说，编年体对于史事的要求是，一件事只能有一种说法。但问题是，很多历史事件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说法。对编年体史书的作者来说，如何判断、取舍这些相互歧义乃至于矛盾的史料，势必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前文介绍《资治通鉴》编纂的基本步骤时介绍过，有一个从“丛目”到“长编”的过程。司马光要求助手们在编写“长编”的时候，碰到一事多说者，对任何一种不同说法都要详加考察，或取一种比较合理的记载，或吸收不同说法中各自的合理成分，以折衷成一种比较客观的陈述。这对于修史者来说，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。而且未必能事事折衷，也不能确保编纂者每次选择都是正确的。碰到这些情况，司马光和助手们并不是简单地将不同说法舍弃，而是另外汇集成一部《资治通鉴考异》，对相关史料进行剖析，说明《资治通鉴》的取舍理由。因此，后人用“长编考异法”来概括《资治通鉴》编纂在学术上的特点。讲得简单点，“长编考异法”也就是尽可能占有史料、尽全力辨析史料。直到今天，这套方法还是历史研究的基础。中华书局整理本将《考异》散在正文之下，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《资治通鉴》及相关历史内容。

对于绝大多数非文史专业读者来说，要通读这样一部皇皇巨著，恐怕是很有难度的。文言文以及历史背景知识，都可能成为阅读的障碍。很多读者都希望有一部白话本《资治通鉴》，以辅助阅读。市面上有不少品种的白话本《资治通鉴》。在此想略为讨论一下市面上比较流行也非常有影响的一种，即柏扬版白话《资治通鉴》。编写者在这套书上的确费了不少工夫，内容比较完整，出现得也比较早，从台湾引进后即大受欢迎。但柏扬这套书除了白话翻译外，还加塞了他本人的很多评论。我想提醒大家的是，柏扬在解读中国历史的时候，有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。读他的书，借助其白话文来帮助理解《资治通鉴》原文，完全可以，但千万不能被他的个人思想牵着鼻子走。

也有很多读者，可能只是想对《资治通鉴》的风貌作些了解，而并不执着于读完整部书。针对这样的读者，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节选本。市面上《资治通鉴》的节选本也有很多。老一辈学者中，瞿蜕园、王仲荦都分别选注过《资治通鉴》。我想重点向大家推荐的，是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、由王仲荦编注的《资治通鉴选》。这是郑天挺主编的“中国史学名著选”的一种。

这部《资治通鉴选》辑录的内容虽不多，只涉及“张骞通西域”“党锢之祸”“黄巾起义”“北魏孝文帝变法”“唐并东突厥”“安禄山之乱”“黄巢起义”“契丹灭后晋”等八个主题。但编选者的眼光，可以从文本中得到充分体现。

举一个例子。王仲荦对“安禄山之乱”相关内容的节选，是从《资治通鉴》原书第二百十七卷天宝十三载（公元754年，即叛乱的前一年）安禄山入朝唐玄宗于华清宫开始的。之后《资治通鉴》又记载到：“太清宫奏：‘学士李琪见玄元皇帝（按，指老子，据说老子姓李，李唐因认为祖宗）乘紫云，告以国祚延昌’。”此后在叙述安禄山准备谋反的过程中，司马光又频繁插叙唐玄宗往来于长安与华清宫之间。这些看上去很枝蔓，与“安禄山之乱”这个主题没有太多直接关系的内容，王仲荦在编选时，全部予以保留，没有作任何删节。恰是这种看似无所作为的编选方式，体现出了王仲荦这个选本的高明之处。何以见得？

我们来做个对比。袁枢的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也是史学名著。《通鉴纪事本末》对《资治通鉴》原文做了不少删节。比如对原著第二百一十七卷相关内容的选取，在说完安禄山入朝之后，就介绍安禄山私蓄良马，紧接着又说他如何收拢人心。把李琪见玄元皇帝、唐玄宗往来于华清宫的内容全都删除了，看似剔翦了旁枝余叶，紧锣密鼓地铺叙反叛预谋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为什么要在这里插叙这些看似与安史之乱无关的内容？看看那条奏报李琪见到“玄元皇帝”的记载，其中说到这位所谓的“玄元皇帝”，“乘紫云，告以国祚延昌”。多么巨大的讽刺啊！巨奸在侧，大难旋至，一朝君臣仍沉缅在自我制造的太平神话中，宣告国祚延昌，未能欺人，却实实在在欺骗了自己。再看看那些关于上清宫、华清宫的记载，一个荒殆、迷信的唐明皇，不正是安禄山顺利起事的保障吗？看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就能领悟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叙事其实是非常高明的。这些看似与安禄山叛乱无关的枝枝叶叶，都是在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历史图像。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，我们不仅要关注安禄山干了些什么，更要关注唐明皇同时在干什么。

《通鉴》这一手法形成的强烈对比，效果绝不亚于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的文学性描述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这些内容在《通鉴纪事本末》中都不见了，留给读者的，是一个干枯而残缺的文本。而王仲荦的选本，看似很懒散，没有对原文作修剪。但事实上，这样不妄做改动的选本，恰恰是参透了《资治通鉴》的三昧。

顺便一提，很多老师都非常重视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这部书，对于不熟悉历史事件的初学者来说，的确是入门的好把手。但也诚如很多前辈已经指出的那样，袁枢的才、学、识都很一般，改写《资治通鉴》的过程中往往遗失了很多原著的精神。我们还是不能以它来代替《资治通鉴》。

回到文章开头毛主席读了17遍《资治通鉴》——

首先，毛主席自述他读了17遍《资治通鉴》，单就这句话而言，我认为我们要正确理解。

毛主席一生到底读了多少书？毛主席的藏书高达近十万册，除了少部分用于珍藏的版本外，这些书籍毛主席全都读过不止一遍。除了《资治通鉴》，毛主席还通读过4000万字的《二十四史》，上百遍的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中外哲学著作、马恩列斯著作、中国古典文学也都是毛主席的偏爱，他都读过多遍。

但毛主席不是职业读书人，他是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在革命战争年代静下心来读书只是一种奢望，要指导革命、指挥作战，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大量事务繁杂的政务军务需要处理，有大量的会议、外交场合需要出席，他还经常亲自起草文件、电报、社论，批阅大量文件，留给毛主席读书的时间有多少？

而且，即使毛主席在处理完公务后抽出一定时间读书，也不是单读《资治通鉴》，除了博览群书，他还喜欢阅读报纸、杂志。

所以，毛主席所说的读过17遍《资治通鉴》，更多是指某些重要的篇章或者他喜欢的部分，他读过17遍，要是说整部《资治通鉴》全书都通读了17遍，恐怕时间和精力上都不会允许。

绝大多数人的时间和精力也一样如此，我们虽然没有国事需要操劳，但我们都是“俗人”，也有数不清的家事需要忙碌，工作上的事更时常让人精疲力尽。

现代社会使人们的时间逐步“碎片化”，又时时面临手机等干扰源，加之短视频和铺天盖地的资讯冲击，让人思绪乱飞，注意力涣散，很难静下心来沉浸式看完一本书，更别提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“大部头”著作了。

况且，《资治通鉴》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通读完一遍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体量过大，很容易引起阅读恐惧。读完《资治通鉴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，这种时间是以年、以月计算的，把如此多的时间投入到一部书上，很容易引起人的阅读焦虑，也十分折磨心性。

一部《资治通鉴》300万字，你一天能读多少字？你平常读书是个什么速度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

通读一遍意义不大，读懂弄通才是目标

毛主席对读书的态度是读而不死，不做书的奴隶，而让书为其所用。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够驾驭和运用所学的知识，古为今用，洋为中用。他讲究学以致用，把“有字之书”与“无字之书”相结合，从实践到理论，从理论到实践循环往复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。

不仅是读《资治通鉴》这样，读《二十四史》、读《四大名著》、读马恩列斯著作，毛主席都是这样，善于把读书、荐书作为一种提升能力的方法，他对于读书、学习的见解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发。

这就是毛主席读书不同于常人的地方。

而我们呢？绝大多数人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拼了老命、使出大量力气消耗宝贵时间，把读了、读过、读完等同于读懂，沉迷于大量阅读的假象中却不自知。

以那些许下通读一遍《资治通鉴》宏图大愿的人为例，当他们在宣称要通读《资治通鉴》时，根本不知道他们自身能通过阅读可以真正地获取什么？事实上，这样通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读死书、死读书，只是单纯地为了实现通读一遍的“小目标”。

是，读书可以愉悦身心，也是寻找快乐的方式，可以增长一些碎片化知识，可以增加炫耀的资本，但对于自己的人生又有多少实际的增益呢？

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，《资治通鉴》把这一主旨发挥到极致。书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就是要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。

《资治通鉴》并不是一部涉及中国历史方方面面的通史，它的全部内容都落实在“治、乱、兴、衰”四字上，《资治通鉴》事实上是一部政治军事史。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跳入眼帘最多的是君主的贤愚，官吏的好坏，以及治国理政普遍规律，这是司马光创作《资治通鉴》的根本意图，不是用来贩卖古代版“鸡汤”的，也不是兜售“帝王术”的。

读《资治通鉴》是为了明理，为了通达，为了获得智慧。毛主席也说：“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”

如果把通读《资治通鉴》仅仅作为一个“”小目标，为了读而读，为了读完而读完，为了实现而实现，只不过是掉入了读死书的狭隘误区和自设陷阱里罢了，是真正的劳而无用。

毛主席读了十七遍《资治通鉴》，所以，你就一定要读完一遍？

司马光手书《资治通鉴》残稿

作为普通读者，在纯粹的兴趣之余，如果不是为了专门搞研究的话，单纯地把《资治通鉴》拿来通读一遍或者单纯读上几遍，为了读而读，受益也不会那么明显。当然，并不是说通读《资治通鉴》就一定事倍功半，而是要真正去吸收东西，而不是碎片化的内容。

阅读《资治通鉴》似乎会获得一种修炼感，通读完成时长舒一口气，似乎也会拥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，但因为阅读的不够系统，断断续续、磕磕绊绊，从而把前面看过的都忘记得一塌糊涂，纵使通读完毕，到头来还是一场空。

想要改变这一切，就必须避免做无用功，别再把通读一遍当成口号，然后把自己都整感动了。

最后一点个人建议：